1929年，汪精卫提出了臭名昭著的“取缔中医案”，激起全国中医界的愤怒。名医施今墨等组织华北中医请愿团，联合各省中医到南京请愿。老天有眼，适值汪精卫的岳母患痢疾，遍请西医，未见少效，行将不起。有人建议请施今墨诊治，汪精卫无奈，同意试试。施今墨凭脉言症，每言必中，汪精卫的岳母心服口服，频频点头称是。处方时施今墨说：“安心服药，一诊可愈，不必复诊”。病危至此，一诊可愈?众人皆疑。孰料仅服数剂，果如施氏所言病愈。老太太要送匾额，施今墨说：“不必送匾了，您只要看看中医能否治好病。”汪精卫这才不得不有所转变，题字送匾“美意延年”（荀子语）给施今墨。美意，乐意也，“美意延年”意为无忧患则益寿延年，是常用祝颂语。
给医生送匾当然意味着褒扬感激之意，但是也有例外。范仲淹“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一语，是对为医者的嘉勉，“功同良相”也常作为金匾上赞誉之语。但是如果把良医比作“良将”，那就绝无褒义了。解放前，上海某医可能把某人家眷之病看坏了，或者其他原因，某人送他一块牌匾，上书“功同良将”，这就绝非赞扬了。因为唐·曹松有诗句：“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意谓大将建功立业是以千万士兵的生命作为代价的。所以，谓某医生“功同良将”实乃莫大嘲讽。业医者当时时警戒自己万勿作“良将”之医。
名医能够得到患者赠匾，当然是很荣耀的事。但是凡事都有个限度，如果弄得满墙到处挂匾，如同书画展览，那就有点炫耀之嫌了。很多名医对此颇为不屑，对赠匾看得很轻，显示了一种超然淡泊的气节。比如北京四大名医之一汪逢春（1884――1949年），一生淡泊名利，名其书斋曰“泊庐”，取淡泊明志不求闻达之意。尝曰：“医家之技术如何，病家自有公论，何用自我吹嘘?”“医者以治病救人为目的，唯有恪遵仲景之言，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以充实自身，始能济世活人。联匾等踵事增华之物，不过一宣传品耳，于学问何补哉。”凡有患者赠送匾额者，皆婉言谢绝，不容推却者，亦从不悬挂。另一名医肖龙友（1870～1960年），也与汪先生一样，不尚虚荣。先生德高望重，却从没有所谓名医派头儿。家门口只用一块尺许长、3寸多宽的小木牌，刻着“萧龙友医寓”5个小字，仅供求医者辨认住址而已。许多被治愈的社会名流赠送匾额，虽然书法、装饰优雅，但一块都不挂墙上。积多了还叫人刨平，用为制作家具的木料，其高风亮节足令世人景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