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分析认为，把艾滋病及受影响人群日益“特殊化”，排除在现行社会体制之外，其危害至少有三
第一，偏离现有防治体系，资源配置效率降低。过分突出艾滋病的特殊性，反而导致艾滋病的慢性传染病属性越来越淡化，防治工作的政治属性越来越强化。而且，还会导致地方政f投入越来越少，完全依赖国际合作项目和中央转移支付，资源配置和防治需求严重脱节。其结果是，艾滋病防治人力、物力、财力越来越受限，有限的资源被大量消耗在多部门协调和低效率的专项工作上。
第二，形成不正常的“特权阶层”。与普通传染病病人相比，由于宣传方式特殊、看病场所特殊、救助待遇特殊，久而久之，艾滋病患者和医务人员都会形成一种与常人不一样的感觉。具体而言，艾滋病患者认为自己不同于普通病人，政f应给我免费药物，直接纳入最低生活保障，帮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艾滋病医生也觉得自己与其他医生不一样，我是救治艾滋病病人的，政f得保证我不出事，还得给我发奖金。
第三，不利于引导一部分艾滋病患者改变报复社会的危险行为。艾滋病的性传播方式主要通过个人行为，难以用强迫的方式控制。要减少一部分艾滋病患者的有意性传播，必须改变将艾滋病易感人群陷于危险境地的文化、价值和做法。艾滋病防治“特殊化”的做法，破坏了整个人群对艾滋病防治的理解和广泛提高认识，感染者和易感人群之外的绝大多数人并不认为特殊政策与自己有关，由此导致的对艾滋病患者的社会歧视和社会排斥效果与早期将艾滋病污名化相去不远。因为，当普通人自发、自觉地与艾滋病人划清界限、将其边缘化时，艾滋病易感人群就陷入被大众社会抛弃的危险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