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能生育的夫妻来说，捐精捐卵是个很大的福音;可是对通过此种途径出生的孩子来说，却是个灾难。尤其是长大成人得知自己的身世后，更是感到挫败乃至愤怒。他们并不会怨恨现有的家庭，却很想找到那个匿名的捐赠者。近日，一批这样的美国人建立了自己的网站，分享心情，并渴望找到捐赠者。可是，寻亲的路并不好走。
尴尬：说父亲死了“更方便”建立网站主动发声
受益于匿名捐精而出生的孩子现在长大了，他们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为自己主张应有的权利。他们的身影越来越多地活跃在网络上及现实中。小时候，阿兰娜经常跟别人说，在她很小的时候爸爸就死了;而且对他没有任何印象。这时，她会得到一个真诚的拥抱，还会听到一句由衷的安慰。可是当她告诉人们父亲的真相时，看到的往往是困惑的表情。“当我跟别人说我是人家捐赠的时候，天哪，那表情简直太茫然了，”阿兰娜说，“里有边震惊，更多的是困惑。”
正是这个反应促使她建立了网站“匿名一族”，让来自于捐精或捐卵的人、他们的家人、捐赠者乃至医生提供一个平台，分享这些“来路不明”者的故事。“希望大家能在这里找到一些心理安慰，我也希望能从其他人的故事中得到一些启示。”24岁的阿兰娜对这个特殊群体的特殊情感尤为关注，网站上的故事都是匿名发布的。“我的确有许多个人问题要解决，我也想说出自己的故事，可是我又不想让母亲或任何家人因此难堪，所以选择了网络。”
愤怒：自感是“自然怪物”博客上倾诉愤怒
26岁的林德塞·格林纳沃特则在博客上表达自己的愤怒、寻找捐赠者。她在博客上写道，当人为制造的生命结晶开始主张权益时会怎么样?造反!其他人的身份是自然就形成的，而她则需要去费力寻找自己的生物学父亲。正因为如此，她的搜索能力大长，对dna的秘密也了解了许多，她干脆学起了医学数据库学。结果，她成了许多有着同样命运的朋友的帮手。这些人常常会有一个感觉，那就是自己是个“自然怪物”。“与其他相同命运的人在网上交流让我有身份认同感，”格林纳沃特说。
“我是人，不是物体”
“我不是物体，我是一个人，那些捐赠记录应该属于我，”28岁的布兰顿说，到法庭上诉是她最后的指望。“五年前，许多人都会把我们当成边缘人群;现在至少他们开始倾听我们的声音了。”她向法庭请求，保留并适当披露相关的捐赠记录。她怀疑有关自己的记录早已经被销毁了。她认为这个问题是很现实也很简单，“我们至少应该享有与被收养的人一样的权利。”（加拿大的收养法律比较宽松，被收养者到了18岁以后，可以查询自己的出生记录。）而这个权利美国只有8个州有。
英国、瑞典、挪威、德国、意大利、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已经立法，要求捐精和捐卵行为更加透明化。在这些国家，出售精子或卵子是非法的，捐赠者不能匿名，捐赠者的数量是受限制的。因此，一些人也要求美国也实行这样的制度。
无助：捐赠之后就消失“蝌蚪”寻亲很渺茫
不久前上映的电影《孩子们都很好》中，一对女同性恋者通过捐精而有了孩子乔尼和雷莎。与电影中不同的是，现实中被捐赠而出生的人极少有机会能知道捐赠人的信息。许多捐赠者都是匿名的，而且希望以后都匿名，相关记录也基本上都会销毁。对阿兰娜、林德塞·格林纳沃特、奥利维娅·布兰顿来说，这却是不可接受的。她们认为，基因结构、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是她们成为人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她们也有基本的权利去知道这些，“每次我看镜子时，都会想到父亲，”阿兰娜说。
在美国，做很多事情都需要一个许可证;可是“交易生命”却不需要。产值高达30亿美元的生育行业基本上处于无人监管的状态，查找相关捐赠信息更是难于上青天。
冷遇：怕寻亲搞乱家庭找爹诉求被忽视
这批人的声音和需求往往会被忽视的另一个复杂原因是，许多人认为，寻找自己身世的这些人对现有的父母没有感激之心。由于寻找生物学父亲或母亲、倡议公开捐赠的做法，与保持现有家庭的脆弱关系背道而驰，因此，绝大部分人都不敢越雷池半步。阿兰娜自己也是这样，比如不能在家里打电话讨论这种事情，因为这会让现在的父母不高兴。”我们心里都知道，不要说太过火的话，否则连现在的家人也可能反目。我们也都知道，对现在的家庭无法完全忠实。”
主流媒体也只热衷于渲染一下奥普拉认妹妹式的大团圆故事（而不是多年的痛苦、徒劳的寻找过程），更不会深挖这种故事感人的原因。其实，他们并不想伤害现在的家庭，只不过想结束自己的沮丧和挫败感。布兰顿说，“我很幸福，有人爱我。我父亲就是我父亲，父母都很支持我的案子。他们陪着我出庭，可是我仍然想知道。”
据统计，现在出生的每100名美国人中，就有1名以上是借助生育技术;这其中有多少人是通过捐赠精子或卵子的没人统计。现在这批孩子已经长大了，正在使用互联网和dna技术来寻找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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