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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玉愈老愈纯真

黄永玉愈老愈纯真

“黄永玉八十”画展在广东美术馆开展的前一天,大酒店18楼,一个豪华套间。刚刚午睡过后的黄永玉,像一个黑社会大佬,被人们簇拥着。老人脸上泛起的红晕让人想起他笔下的荷花。黄老随意地坐着,笑眯眯地用他几千烟斗中的一个抽着烟,身边放着自己打造的“黄家”专用的茶杯。他的每句话,都让屋子里的人哄堂大笑。

这简直不是接受专访,简直是一个可爱老头在哄大家乐。

请他起身照相,他斜着眼犹豫片刻,那片刻让人看到这个80岁老人不愿被人摆布的倨傲。终于决定要照相了。高楼顶上,手衔烟斗,一手叉腰,一副气壮山河的样子。

诗歌、散文、杂文、小说,文学顽童。水墨、雕塑、木刻、版画,丹青怪杰。凤凰、北京、香港、意大利,处处为家。人们几乎很难界定到底哪种身份更适合他。

“搞艺术创作不容易,年轻人靠的是本事,像我这样的老人,就只有靠牌子了。”黄永玉笑呵呵地说,搞不清是自嘲还是自夸——不论如何,他都有资格这样。

少小离开凤凰、中学时各科成绩总和100分,到远离科班教条,自成画派一宗。被过去的时代狂扁,被当下的时代狂捧,老头却将这一切轻松化解,称自己为刁民。与岁月互为表里的黄永玉将自己的一生作为,总结为或轻松或尖刻的幽默历程,被他轻轻一抖,便满地生花。

留级大王和天价艺术家

1924年出生于湖南常德,半岁后随父母回凤凰老家。入凤凰县岩脑坡县立模范小学,入福建厦门集美中学。在这里,变成了一个著名的留级大王。一个人,竟然有几百个同班同学。

1938年参加金华野夫、金逢孙二先生主持的中国东南木刻协会。1939年木刻《下场》发表在福建永安宋秉恒先生主持的《大众木刻》月刊上,得到有生以来的第一次稿费。1947年后,参加中华全国木刻协会,从事木刻运动与创作活动,刻反饥饿、反内战的木刻传单及其他木刻。先后任中华全国木刻协会理事、常务理事。参加上海美术作家协会。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举办第一次个人画展。

1977-1991年,步出“文革”炼狱的黄永玉,等到了他的黄金时期他创作设计的金猴邮票成为目前炙手可热的珍藏。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举办个人画展。获意大利总统颁发的最高司令勋章……1999年,在香港大学博物馆举办《流光五十年》个人画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2003年7月,荣获第二届美术金彩奖。

黄永玉,现在他的一纸书法的草稿,也许就会让人的眼睛发出绿光。1986年他的画作拍卖价格在5万元以下,3年后达到13万元。1990年他的一幅《春图》卖到16、5万元。1992年他的《好鹤图》拍到19万元。2001年他的一件作品在嘉德拍卖会上拍到了77万元。

苦难只是一碗汤中多加点盐

2004年秋天,黄永玉回忆一生时,最刻骨而且乐道的,却是毁了他以及他表叔沈从文等人大好时光的“反右”和“文化大革命”。

“文革”时期,几千个著名的文化人被关在京城郊外一个叫“社会主义学院”的地方,那些被黄永玉称为“爷爷、叔叔、伯伯”的人们中间,有夏衍、田汉、周扬等等。

音乐家马思聪在那里与黄永玉相邻而居,每天会有人给马思聪送《参考消息》,于是黄永玉沾了他的光,每天早晨从他那里要过来看,晚上马思聪又从黄永玉这里把《参考消息》拿走,就这样来来往往,日子悄无声息。

突然有一天,黄永玉被告知不要学马思聪。黄永玉暗自犯嘀咕学马思聪?学得了吗?人家可是大音乐家。后来有传言说马思聪全家逃到巴黎去了。黄永玉怎么也想不明白,这怎么可能?

“嘿——他还真去了。”黄永玉仍然吃惊地对说。

“那个时候我心里在拼命琢磨他究竟是怎么跑的。有什么办法跑呢?而且全家都跑了,这是多么奇妙啊。要我一个人跑我肯定不会跑,全家少半个人跑我都不干。但要是全家人能一起跑掉,那可真是精彩啦。哈哈。他们让我不要学他,嘿嘿,我心里可真想学啊。可就是学不了啊。”

“牛鬼蛇神”的岁月,屈辱与迫害,在黄永玉眼中只是“一碗汤中盐的多少问题”。“老舍和马思聪当然会受不了。对我就像喝汤,咸了一点,皱一下眉还是能喝下去。”

彼时的黄永玉在中央美术学院教书,没有太多的大是非,“革命”的风暴刮起来之后,他的教学被定性为“资产阶级教学方法”,黄永玉觉得“这在当时的环境下也能理解”。同样的道理在其表叔沈从文身上也有同样的演绎沈从文从一开始就没从时代的变迁中得到厚遇,“文革”到来后的惨淡生活,也就没有引起他过分的心理失衡。

但是到了老舍那里,一切就相反了“他那碗汤天天调得非常妙,忽然多加了点盐他就受不了了,再加一调羹盐,他就死了。”黄永玉回忆老舍的离世时,瞪大了眼睛。

黄永玉挨打的那天正逢他的生日,回到家,脱下衣服,贴身的背心被血牢牢粘在身上,用温水焐了以后,才脱下来。“文革”开始后,黄永玉执意要回北京,这样的境遇之下,黄太太所有的抱怨和辛酸只成了一句话“唉,那时叫你不要回来你都不相信。”然而黄永玉的回答是“不是这样的,将来不会永远这样的。”听起来像临危不惧的口号。

黄永玉心里很清楚“那个时候逞英雄肯定是死路一条,早被打死了。”

“四人帮”垮台后,廖承志询问黄永玉是如何同“四人帮”斗的。黄永玉说“我哪还敢跟他们斗争啊,他们不想斗我就不错了。”

“文革”后黄永玉找到了曾经动手打他的人,他的朋友表示要帮黄永玉“收拾”他们,他拒绝了“全国人民家家都在遭遇不幸,你打他没有用。要使全国每家都幸福,那可能更难一点,但让全国每一家都痛苦也不容易,而那时家家都是痛苦的。我们现在讲‘文革’,年轻人不一定能理解,到了将来就更不懂了。”

站在痛苦和欢乐的外头

上世纪40年代末,黄永玉经野夫、李桦、陈烟桥、章西崖介绍,在上海参加了中华全国木刻协会,先后任中华全国木刻协会理事、常务理事。在这些人的影响下,黄永玉和他们“团结得像一个人”。“后来说的团结得像一个人,那都是靠不住的。”

在全国青年“反饥饿,反内战”的运动中,黄永玉被召集去刻传单,几个人用毯子把窗子钉起来,通宵达旦地干,心里想的是如果被国民党抓去,是绝对不会求饶的。有人笑他们说你们不钉毯子人家可能不注意,突然钉了个毯子,人家就知道你们肯定不是在做好事。黄永玉和当时任何一个有志青年一样,满怀神圣的使命感,生活充实得一塌糊涂。

初到上海,黄永玉依靠刻木刻维持着紧巴巴的生活,5块钱一张木刻,一个月刻10张用来交房租。

“如果那时候我一个月能有100元的收入就好了,50交房租,还有50零用。”那些前辈们总在帮助这个年轻人。黄永玉拿着自己的木刻叩开了臧克家和唐韬的门。“他们看着我的木刻就说这5张,我拿去找他们,你就不要管了,钱我就先垫吧。现在到哪里再去找这么好的老头啊。”

穿梭了80个春秋之后,黄永玉依然心存迷惘“解放前,党的领导就像我们的叔叔伯伯爷爷一样亲切,凡事只需一声令下,我们便奋不顾身,马上去做,而且衣食住行都是自己管。解放后,有吃有住有房子了,我们反倒觉得压抑了,连叔叔伯伯爷爷也挨整了,为什么要这样子呢?现在‘四人帮’垮了,改革开放了,但是大家又都散了——奋斗的目标、人与人的交往都把钱摆在了前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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